新供给经济学的三大特点——评贾康等著《新供给经济学》

2016-08-10 13:25:44   来源:   评论:0 点击:


 冯俏彬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供给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和近期五大关键任务。供给侧改革已从理论研究的幕后走到政府政策实践的台前。
    一般而言,在任何一种理论被政府采用、继而万众瞩目的背后,都有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正所谓“千锤百炼出深山”、“一举成名天下知”,当下,在“供给侧改革”热遍全国的背后,是以中国经济学家贾康等为代表的新供给研究群体的长期不懈努力作为决策铺垫的。早在2012年初,贾康等七位学者发表长文,首次提出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其后又陆续上送“新供给”研究的长篇专题报告与系列建议。2012年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正式成立。此后,全国有一百多位经济学专业人士陆续聚集在新供给研究的旗帜之下。围绕新供给的理论思路与政策主张,已有可观的成果,不仅有多部文集问世,而且还公开发表了数十篇有份量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等。由贾康和苏京春所著、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新供给经济学》一书,正是新供给研究的又一力作。
     一、作为理论成果的新供给经济学
    创立一种理论是所有学者终其一身的梦想。三年来,贾康老师与合作者在努力阐述、宣传相关政策主张的同时,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新供给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这本《新供给经济学》一书,正是集理论与政策主张之大成,在前提、结构、体系、逻辑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整合。从学术意义上讲,这标志着新供给作为一种学说的形成。
    基于传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新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本书设立了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理性三大假设,构建了新供给经济学“五维一体化”理论框架,并阐发了供给侧“物”与“人”的复杂多维联通。书中特别注重在中国现代化“和平崛起”历史过程中所必须把握的“以非常之策破非常之局”的思路创新,密切联系实际,对胡焕庸线引出的“半壁压强型”三重叠加基本国情、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科技金融服务等重大问题,进行新视角下的深入探讨。最后,从“时代为什么需要新供给经济学”的深刻思考出发,给出了中国制度供给变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法治化的总纲,以及 “八双”、“五并重”的政策主张作为一种理论,与观点相比有什么不同?简言之,理论需要论证,即在设定前提与假设下,对逻辑进行精细加工,对体系进行全面构造、对观点进行精心提炼,并结合现实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主张。形象地说,这相当于修建一座大厦,各部分要严丝合缝。作为一种观点,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厦中的某一个部分、或者某种建筑材料,尽管十分重要,但仍然只是零部件而不是大厦本身。从材料到制成品,需要经过建筑师“集大成式”的精心构造与艰苦劳动。否则,材料可能在日晒雨淋中光华消蚀,而观点更会被淹没在舆论的喧嚣中。诚如学者李扬所说:观点未经论证,至多只是天才的猜测;经过论证的观点,才能成为科学。此书将基础理论论证与系统化、条理化的观点与建议融入一炉,形成完整的理论大夏,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可谓来之不易。
    二、作为改革方法论的新供给经济学
    新供给经济学在中国的提出,源于一大批有志之士对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深切关怀与透彻把握,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波澜壮阔的实践之总结,更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应该走什么道路凝炼而成的一家之见。由于中国经济体系庞大、问题复杂,因此新供给研究涉及多个维度、各个领域。比如,既有关于人口、土地、资本、创新等供给侧的要素,也有关于国企改革、收入分配、财税改革等配套环境和制度供给问题。那么,在这些包罗万象的政策主张后面的主线和关键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即以政府为主体对要素一侧推行结构性改革,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制度,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以释放潜力活力,解放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新供给经济学也可以说是改革经济学,而改革方法论的灵魂就是制度创新驱动和理性的供给管理。
    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而茨说过,“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的需求的响应”。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一些制度体系已严重滞后,进而提出了创新制度供给的迫切需求。所有这些需求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因为,虽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有三十多年,但迄今为止仍然只能称为“半拉子”市场经济,在影响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创新等要素方面,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特别是随着“新常态”到来,一是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而距离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很大差距;二是土地管理制度僵化,城市化过程中围绕土地而产生的矛盾十分突出,同时自然资源消耗过多过快,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三是常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金融市场结构畸形,功能失调,尤其是对实体经济、中小企业支持不足;四是科技教育体制僵化,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科技与经济长期“两张皮”,创新“驱不动”;五是政府管理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滞后,严重抑制全社会活力、创造力的释放。总之,我国现在的制度体制结构、生产结构状态,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特别是日渐庞大的中等收入家庭升级换代后勃兴的各类新需求,不利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释放和全面小康、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供给经济学牢牢立足于“供给侧”,提出一系列鲜明的政策主张,并获得决策层面的认同,进而在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公报中出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表述,以及其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
    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新供给经济学
    决策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表述和对于“供给侧”的强调,关联着新供给经济学的学理研讨和中国经济学家的不懈追求。一般而言,理论的重大突破往往源于实践的极大丰富。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经济学重大创新与发展通常产生于活跃的经济大国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创造了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但很难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总结。由于种种原因,由中国人基于中国的经济实践而提炼、总结的经济学创新迟迟没有形成世人的深刻印象与认知,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心头之痛,也是中国经济学人的梦想:创立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供给经济学可以称为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的重大进展。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新供给经济学特别重视“供给管理”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经济繁荣中的关键作用,而这正是各方已直觉地认识到的中国经济学可能有别于已有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面。第二,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固然有西方成份,但更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阅读此书可以发现,新供给经济学始终主张“固本培元”、“中西医结合”,强调即要学习借鉴西方供给经济学的相关成果,也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国情。第三,新供给经济学注重立足和针对中国自己的经济问题,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比如,“美式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是减税,“英式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是私有化,而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则是以“八双”、“五并重”为概括的系列化制度创新与政策优化,实为一个系统工程。
    “五四”以来,西风东渐。长时期中,中国经济学人一方面致力于学习、引进各类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基于自身国情与实践,始终不渝地发展经济学理论。尽管由于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学研究呈现出许多相异之处,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经济学作为关于资源配置和市场经济的科学,本无所谓东西,自有其共性与普适之处;不同文明、不同国度、不同制度环境的经济学家,都在用自身的努力,不断生产知识,拓展人类智识的可能性边界。用贾康老师自己的话说,这相当于为人类知识的海洋加入一滴水。但每位研究者,每个研究群体的环境特点和个性偏好毕竟又各不相同,越是能处理好民族面临的问题,也就越有可能上升到世界的文明价值层面。在这个意义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可望在中国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水到渠成。随着供给侧改革在国家层面的确立,未来的实践必定更加丰富,这为检验新供给经济学、完善新供给经济学、发展新供给经济学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有此条件,新供给经济学有希望成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创新,进而对人类学术文明作出一份独特贡献。
关键词:经济学 特点 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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