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总结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确定当前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的路线，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

会上，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政治报告，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等问题；瞿秋白作关于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补充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运动、军事工作、民族问题等决议案，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认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的势力。但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当前“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准备武装暴动。

大会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指出，1927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客观上是背叛劳动群众的利益。大会着重批判了盲动主义，指出盲动主义是“少数个人要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只有消除极“左”的错误与情绪，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有成效。党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但尤其要反对“左”的弊病。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大会通过《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而敏捷地成立政权机关”。最初的政权采取革命委员会的形式，而后过渡到正式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代表的大多数应为工人和贫农，也应有小资产阶级下层成分的代表。

大会对军事工作很重视，对农民游击战争给予了一定的注意。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党要注意培养军事工作人才。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编成常备红军。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第三党是“反革命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国民党的各个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各种反革命力量都一致地反对中国革命；这就不能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和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大会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错误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被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发展和极端扩大。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图史》，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